專家簡介:李昌鈺:美國康涅狄格州科學咨詢中心名譽主席、紐黑文大學刑事科學系全職教授。他先後在美國各州與全球十七個國家參與調查六千多起重大刑案。
  
  專家簡介:張道龍: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博士,現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助理教授、芝加哥退伍軍人醫院精神醫學系主管醫師。
  
  專家簡介: 李銀河:中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
  
  專家簡介: 陳新民: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文化研究學者。
  9月3日,家住西安市新城區的某女士向當地派出所報案稱自己上中學的女兒失蹤了。警方在幾個小時後證實虛驚一場,女孩只是去同學家寫作業忘了帶手機。近日發生在全國多個城市的女孩失蹤案無不讓很多母親神經緊繃。華商報記者特約美國刑偵學專家李昌鈺、美國心理學博士張道龍、知名性學家李銀河與文化研究學者陳新民,從不同視角探討悲劇事件背後的深層因素。
  ■華商報記者 徐娟
  關鍵詞:性犯罪
  李昌鈺:美國多數性犯罪者是累犯,建罪犯DNA檔案
  華商報:8月份以來,中國內地發生多起女孩失蹤案。您認為是偶發個案,還是有一定的關聯性?
  李昌鈺:女孩失蹤和遭性侵的案例世界各國都有發生,最近我在東歐就遇到一起女中學生被強姦殺害的案子。這一類型犯罪看似偶發或懷有不同的動機,實際上有規律可循,比如說大多數性犯罪者為累犯、通常經過周密計劃、施暴的目標有一些特定的特征、通過網絡約會並偽裝身份等等。
  美國在對近20年的罪犯DNA檔案跟蹤時發現,強姦殺人的罪犯大多有心理變態問題,累犯、學歷不高,有些曾被女友拋棄或失戀,還有一些在年幼時曾受到女性虐待。
  華商報:您認為背後有無更深層次的原因?
  李昌鈺:這些女孩失蹤案的罪犯大多來自社會底層,經濟較為貧困,很難通過正常的社交交往到高學歷、條件較優越的女性。業界也有觀點認為,或許與滿月、地心引力或遺傳因素有關,性犯罪者就像吸毒者一樣,一般都有累計二次作案的經歷。另外,性犯罪率與經濟環境緊密相關。例如破產的美國汽車城底特律,在上世紀60年代經濟繁榮時期,治安也相對穩定。但城市破產後,房價大跌、工人失業,縱火、強姦、槍擊犯罪率直線上升。
  華商報:這些女孩失蹤事件中,我們一方面看到女孩的輕信無知,另一方面似乎案件的發生有一定的偶然性,很難預防。
  李昌鈺:我從事刑偵50多年,看到過很多犯罪方法、心理和傾向。現在明顯是社會結構在轉變,預防是一個涉及法律、教育、治安以及新聞媒體整合的系統性問題。
  性犯罪有著深刻的社會學淵源。過去農業社會,人與人之間都認識,家庭與家庭住在一起,鄰裡間互相照顧,是熟人社會。而如今,從工業社會進入商業社會,再到E社會,每個人都忙著賺錢,人際關係普遍冷淡。年輕人找對象,交往的時間和機會有限,只好通過網絡來社交。通過微信和社交網絡,很難瞭解底細,容易落入圈套。
  另外,進入網絡社會後,社會道德底線降低,大量失業人口在社會出現貧富分化後容易產生不平衡感,有報複社會的心理。美國的縱火、殺人和性侵犯罪中,有恐怖襲擊的因素,但大多屬於這種報複社會心理導致的犯罪。
  關鍵詞:安全教育
  張道龍:以“孩子為中心”的中國家教模式影響大
  華商報:從這些案例中不難發現,這些已經成年的女孩,在與陌生人交往時毫無防範?
  李昌鈺:不僅在中國,在美國年輕人輕信的問題也很突出。過去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家庭貧困,要外出工作,在痛苦中成長,再透過家庭教育傳遞給自己的小孩。以前,美國家長也很註意培養孩子的獨立能力,上中學起就讓孩子在外面打工,獲得社會經驗。但現在很多年輕女孩,就像在溫室中長大的玫瑰,社交經驗大多來自網絡,對外面的物力維艱、人心險惡沒有概念。
  防範實際上是一個整體的過程。就比如美國的警察經常被請到中小學去講課,告訴小孩子遇到襲擊怎麼保護自己。此外,對於性犯罪者建立DNA監管檔案,監視他的活動範圍,社區也有權拒絕其搬入。警方還需要進行網上巡邏,對於偽裝欺騙女性的網站和個人進行重點監控。
  張道龍:系列犯罪和性犯罪者大多有其特定的成長模式。比如說社會轉型期就容易出現一些窮凶極惡的人,惡從哪裡來?中國既不是發達國家,又不是福利社會,那麼就導致轉型期整個社會的不安全感,特別是在城市裡,激烈的社會競爭、擁擠的空間使人與人之間產生大的落差。在歐美很多國家,它的福利覆蓋率很高,對學校的投資也是最高的,美國的中小學通常都有校車接送,同時一些家長會定期舉辦聯誼活動,註重給孩子一個正常的社交環境。美國人都要交“社會安全稅”,用來補給窮人或教育。這裡面就有一種從個人到國家社會的干預機制。
  華商報:但是也有一些家長認為很難將他們所相信的安全意識或道德觀念灌輸給下一代。
  李昌鈺:國內的小孩從小註重考大學,註重書本知識,對社會經驗沒概念,很多經驗來自網絡,但在現實中未必行得通。就像一碗米飯,過去我們沒飯吃,覺得很寶貴,每一粒都要吃乾凈,可現在的小孩沒幾個菜就不吃飯。
  張道龍:人的知識分兩種,booksmart(書本知識)和streetsmart(社會常識),streetsmart只能通過社會實踐獲得,比如美國家庭鼓勵孩子假期打工掙學費。
  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是獨生子女政策。過去中國的家庭結構是“以長者為中心”的。在對傳統和經驗的習得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把長輩的道德觀念也傳遞給下一代。但今天的大多數中國家庭已經不同了,是“以孩子為中心”的,一家幾代人圍著一個孩子轉,久而久之孩子也覺得自己是家庭的中心甚至“宇宙的中心”,長輩的經驗變得無關緊要,家長說話他是不一定聽的。
  關鍵詞:性觀念
  李銀河:90後性觀念普遍較開放,但性教育缺位
  華商報: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有媒體做實驗,用豪車約女孩外出,一小時內約到5名女孩。單純從性觀念的角度,是不是可以認為這些女孩與過去有所不同?
  李銀河:是的。我們做調查時也發現了這個明顯的變化。
  在性觀念上,現在的女孩與我們60後、70後是完全不一樣的,對異性的態度相對來說比較隨便。上世紀80年代末,我們做的一份關於婚前性行為的調查發現,能接受的女性只有15%。可去年再做同樣的調查,這個數據變成了71%。在這一點上有明顯的“代溝”、分歧的存在。家長認為不好的,孩子認為沒關係,認為家長的觀念是過時的。
  這裡面不難發現我們國家在性教育上的缺位。在我們傳統的觀念中,家長會認為關於性,孩子知道得越晚越好,即使孩子問到也會採取迴避的態度,錯過了一個好的溝通渠道。父母應該是與孩子無話不談的。比如說男孩子的遺精、女孩的首次例假、孩子怎麼生出來的等等。
  荷蘭對孩子的性教育就搞得很好。孩子從4歲開始就接受性別的教育,例如家長會告訴小女孩與男孩的不同,內衣覆蓋的身體部位不能給陌生人碰等等。
  家長把所有的事實告訴孩子,從小樹立正確的性觀念,早一點防範,那麼孩子長大了家長就不會那麼焦慮。
  關鍵詞:網絡社交
  陳新民:網絡改變著“小白兔一代”的社交規則
  華商報:上述媒體實驗中,有女孩對記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她說,“你開這麼好的車,你能把我怎麼樣呢?”有網友批評這種不計後果的膽大是“腦殘”、“傻”的表現。
  陳新民:在女孩失蹤案中,一味地說女孩傻,沒有防範意識是站不住腳的。女孩被害本身就是社會正義弱化的表現,就像你坐公交車丟了錢,人家怪你傻,這是不對的。看似簡單的實驗背後有著深層的社會原因,那就是在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中,人的空虛淺薄以及對生活本身認識的缺乏。只能說當下的社會無業游民增多,也有一些人為富不仁。雖然社會發展了,但財富的數量並沒有與文明程度對應起來,人們都想和“土豪”交朋友,在社會文化中充斥著一種消費資本的表現欲。認為“與開豪車的人約會就不會有安全之憂”正是將金錢與道德掛鉤的誤區。
  華商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誤區存在?
  陳新民:單純輕信的女孩成為社會犯罪的對象,這一現象在西方來說早已有之,被稱為“小紅帽效應”。只不過在不同時代和技術背景下,“小紅帽”的劇情有所不同,折射出當下人們對性與道德的容忍度。換言之,這個社會造就了“小紅帽”,也造就了很多“狼”。一方面,對於伴隨著網絡長大的年青一代來說,社交變得極為“易得”。但另一方面,交流工具越來越便捷發達,人與人之間卻越來越無法真心交流,家庭溝通也是如此。人們不斷尋找新的溝通途徑,急於建立聯繫,但輕易得到的卻不是很在意。
  同時,無論是央視的實驗還是在多起悲劇事件中,我們看到年輕女孩上了陌生人的車。表現出90後共同的特點,敢冒險,敢突破。儘管“上車”本身是她們與他人之間建立聯繫的方式,但現實中的“陌生人”卻完全超出了年輕人所能掌控的網絡社會的“游戲規則”。對於帶有危險性的“陌生人”的戒備心大大降低,這也就導致一定程度上社會安全閥的降低。
  (原標題:女孩失蹤案關鍵詞解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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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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